社大十年重談社區大學的定位

一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

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二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

(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

(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三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